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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接过往余韵 拓展崭新波段——2022年散文创作综述******
作者：王兆胜
每年的散文作品既开相同、相似的花，也有与以往不同的花蕊，带着清晨圆润的露珠，一同滚入历史的记忆。
2022年度的散文作品，既承接了过往的余韵，又拓展了崭新的波段，在深度、高度、境界上都有所提升。
以精神提振散文品质
2022年的散文作品，在胸襟气度、精神品质特别是光泽、气息上有些与以往不同。它们大气、新鲜、有力，由一己的小我进入更广阔的天地，书写人间正道与万众人心。这相比过去较长一段时间内散文追求片面的“个人化”写作，无疑是一次跨越。
韩小蕙的《我的老师们》题目普通，但她笔下的老师却出人意料，除了有她敬佩的学者、文人，还有天安门的志愿者、小区的垃圾整理员、快递小哥。季羡林宁愿打雨伞承接楼上厕所的漏水，也不去找楼上邻居，怕给邻居添麻烦；作家凌力不让人报道她，也不愿将她的小说拍成电视剧，只为了伤口的纯粹性。于是，作者以这些品德为“师”。但此文最闪亮的还是那些平凡的老师：为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盛典忙碌的志愿者的奉献精神；清洁垃圾桶的保洁员大姐，每天应对恶臭，一直站着工作，下班了还要到商场继续工作，然而她一身整洁、从不懈怠、精神饱满、心态快乐。文章充盈着正气，洋溢着朝气，饱含着感恩，有一种朝阳般的明丽壮阔，读之让人感慨不已。
李一鸣的《一个人的创业史》与梅洁的《奋斗者的精彩人生》可以对读。它们都写小人物，都写底层人的奋斗。李一鸣笔下的是一位农民，他不断打工，“创业”成为其目标，但每次都以失败告终，不过，他从不气馁，收拾好心情再来。这篇文章的深度在于，有一种创业精神在中国普通农民身上如野生植物般蓬勃生长，不可抑止。梅洁写的是一位工人，他从不包分配的中专毕业后，进企业打工，喂猪、洗红薯、做粉条的工作夜以继日。然而，他不屈从于命运，坚持读书写诗，用了23年拿到各种各样的资格证书，最后成为高级记者，并在城里安居下来，有了自己的万册图书。这是一个靠读书、写诗走出困局的故事，主人公百折不挠的精神充满感召力。
王开岭的《静止的春天》写新冠疫情下的生活。扰乱了人们的生活，但文章并不悲观绝望，而是以心灵的阳光和美好的期许对待生活。可以说，越是在困境中，生命越要坚韧充实。从容不迫、优雅开明、诗意盎然的叙事与笔调，也使此文如春花般盛开。
除此之外，郭文斌的《大年本身是余庆》、李登建的《最后的乡贤》、辛茜的《遇见黎明，万物从容》等都是此类散文。精神的光芒不仅从人的身上升起，也在时间的地平线上照耀万事万物。从中读者能够听到时代的心跳，以及带有美好感受的生命的歌吟。
穿越历史回声的现实观照
历史回忆一直是文学特别是散文的母题。2022年的散文作品在此有所开拓与创新。其主要特点在于，对于历史有了新解，特别是赋予其现代内涵，也有了某些文化意义上的思考。
穆涛的《黄帝给我们带来的》《〈尚书〉与〈诗经〉的一场风云际会》《旧文献里的种子，以及优质土壤》《季节里的中国原理》《中国历史的学名叫春秋》等散文，是一个关于历史回望与现代思考的集束。这些资料性很强、考证细密、用功甚为专精的文章是学者型作家的标志，但最有价值的还是其中的中国文化自信，以及由此延展的中国古代制度、文化资源的现代价值。如穆涛所说：“修身养性是内装修，但内装修妥帖了，还要有所为，一个身心健康的人，如果一辈子碌碌无为，应该是最大的憾事。”“一个人做好内装修，安顿妥当了自己和家人，之后去做一番治国安邦的大事业，但最高的理想状态不是傲视群雄，一览众山小，而是与天下人和谐相处，共筑大同世界。”这是现代人从历史中咀嚼出的生命智慧。
李登建的《台子的光芒》写的是清光绪十八年在山东齐东县为防御黄洪建立的一个台子。文章入口小，但有历史纵深感，对于人事物的描写精雕细琢，营造了历史性、在场感、现实性。这是人与自然、历史、现实、自我的搏斗与和解，也是对人生、人性、生命的深刻解读。文末，作者写到带着“我”去寻访台子的王大生先生，红红的眼窝里汪着泪水，长啸一声：“我的老台子，只剩下一个小小的火烧了……”台子在岁月中沉寂，其光芒暗淡到只剩下一个火烧店，这仿佛在向世人发问，也是提出了一个需要解答的文化问题。
王月鹏的《海水与火焰》《在半岛》《海里的根》《石帆》都与大海有关，是关于海与海岛生活的感悟与升华。其中，有渔民的下海捕捞史，有海的历史文化文明碎片，也有渔民的家史、村史，都反映了海洋文化文明的现代折光。作者还从海边的奇人逸事中看到了生命底色。如海边有块石头被称为山，因露出地面的部分很少，却挖不到底，于是，作者说：“这座最矮的山，与那些孤独的岛，有着相仿的境遇。”“那些被隐匿的部分，才是真正让人尊重的存在。”
历史文化散文在2022年增加了深度，也拓展了时空感，使历史与人生智慧得以凸显。这在南帆的《二十九座滕王阁》、冯秋子的《寂静之声》、彭程的《南漳的前世今生》等作品中都有表现。历史的身影虽然斑驳，但用现代的眼光依然能看到它的余晖，以及传达出来的那种难以言传的隐喻与符码。
情到深处的感动与遐思
散文是自我抒情的最好方式。只是与诗歌比，散文更真实可靠，也具有平衡感，特别是容易将内心深处的情感挖掘出来，或是让它自然而然流淌出来。2022年散文作品的抒情性令人读来别有滋味。
王尧的《书桌上的字词句》写到父母亲情，写到自己与家庭的关系，也写到自己求学、教学、写作的心境。难得的是情深似海，却用平淡的叙事表达，在淡淡的诗意中透出人生的寂寞，也包含了某些对生活的理解与智慧。读王尧的散文随笔，内心会悄然被他的文字、情绪、思想与心语打湿，并升华起有关古往今来的思绪。作者说：“现在，我在老屋的东房，面对着书桌，把抽屉里的东西装进一只包里。阳光下的灰尘柔弱地飘浮，我在恍惚中，回到青年，回到少年。父亲没有写过一本书，但我觉得这张书桌上叠满了父亲的字词句。这些字词句散落到我的稿纸上，慢慢生长发育，我写《民谣》，就是写村庄的字词句。”这样的文字像打开一把古旧的扇子，在生命的铺展中，所有情愫都像长了翅膀一样，飘然而至。
徐可的《启功夫子逸事状》《仁者启功》是专写启功先生的。文章立足于启功的学问人生、书画艺术来谈其品格境界。其间的崇尚、喜爱、相知、相与之情溢于言表。作者从清、正、秀、雅、劲、润六个方面来品味启功的书法，也是对其人品的高度概括。“读先生法书，如对清风明月，如临一泓清水，令人神清气爽，尘杂俱灭。”文章还记取了作者与启功先生的交往，“更有幸与先生相交十数年，与先生‘情逾祖孙’”。写启功的文章甚多，但像徐可这样建立在信、爱、知、明、悦的基础上，又能有所领悟和幻化的散文作品，并不多见。
张清华的《郑敏先生二三事》是写老诗人郑敏的。张清华在文章中尽管只写了与郑敏交往的几件小事，但用情专深、感觉敏锐、诗心飘扬，一下子将书写人物的人生、生命、诗歌带入了纯净境地。从郑敏赞美张清华的声韵并想教授他和声，到老年郑敏在一次聚会上反复问了十多次张清华“你叫什么名字”，再到郑敏去世后告别仪式的落寞，这几个都是耐人寻味的细节，还有结尾张清华送别郑敏的一首诗，都将作者的情怀打开，在天地间起舞，形成一种带磁性的场的魔力。
张鸿的《梦境里的父亲》起于平淡，叙述平凡，但情真意长。对于女儿来说，父亲很少褒贬她，也不像对哥哥那样抱有更多期望，这反倒有助于她成长。通过陪父亲住院看病，特别是父亲临终时流下的一滴泪，让女儿魂断梦里，有了与父亲难以分舍的细节。这种通过普通平淡的父女关系所展示的深情，很见艺术功力。
当下写人纪事的散文很多，但真正有情、有深情又能以一种艺术形式表达出来，并非易事！而2022年的散文创作在这方面有不少收获。
草木世界折射天地之道
散文写人相对容易，写好万事万物则相当困难。这是因为作家较少有耐心观察物性，也很难真正从物性角度写物，并由此生成哲学意义的天地之道。2022年散文创作在此有所推进。
彭程的《金海湖的来去》《远处的风声》《枯叶的预约卡》是写景之作。由于作者由人入物，由动变静，由外观到内视，可以心态泰然、一平如镜、细如发丝地体验物性、情境与心境。作品写道：“大自然里各个物种的存在都有自己的理由，都是生物链条中的一个不可缺失的环节。这些无人过问的果实，实际上也加入了大自然生灭成毁的无限循环，那些挂在枯枝上的，会成为漫长冬日中飞鸟的食物，那些坠落泥土中腐烂的，则会给土壤增加养料。”从“物”的角度形成哲思，会得出与人不同的看法。
杨献平的《沙漠的细水微光》对于沙漠有独特的观察理解。通过广漠细沙那神一样的存在，作者说：“人事总是在不断地消亡和新生，过去的事物，在时间之中变成了后人的某种发现，这种现象，其实充满了悖论。可世界原本就是这个样子，总是在缔造，也总是在扬弃。唯有这沙漠，它只会不断地扩大，而不会从整体上发生根本性的变化。”以沙漠之眼观人，人的不确定性及其渺小是显而易见的。
王剑冰的《盐》，虽然写的是盐的历史，但透过盐似乎有了对生活的新解。因此，他才能“站在盐井前，说是往下看，实际上满含仰望之情”，并产生这样的思考：“出卤的一刻，千万朵白浪从细长的竹筒中迸出，像一群躲藏万年的活物四下里奔突，一会儿便又变成本色的汁液。食盐晶纯，容不下杂质，它最初的浆水竟如此悲悯，含有对众生的温爱与仁慈。”这是从盐的品性来反思人性的异化问题。
杨海蒂的《烈焰之花》是写唐山花瓷的。在作家笔下，这是由纯色瓷器向花色瓷器的转变，她用灵动的文字勾勒唐山花瓷之美，其色彩、图案、线条、光泽、灵魂都让人销魂。尽管这种美可用各种形容词形容，但作者认为最好的内在表达是，“最朴素又最惊艳，达到高深莫测的艺术境界”。这可能是人工艺术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。
还有一些写物之作值得重视。这包括何向阳的《碧水丹山》、王干的《里下河食单》、刘琼的《食，性也》、朱鸿的《菜之美者》、蒋新的《琉璃醉》、辛茜的《红花绿绒蒿》、杨文丰的《胭脂梦似的荞麦花》、赵瑜的《往日叙事》、王子罕的《“状元楼”的故乡味》、叶浅韵的《赘物记》、刘学刚的《花木有灵》等。
2022年的散文作品是丰富多彩的。本文只是撷取了其中的几朵浪花，希望能通过这几朵显示其整体气度与风采，也预示着散文创作的前景与希望。（作者王兆胜系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副总编辑）
东西问·人物丨杨念群：贯通性地理解这片土地和这个民族******
中新社北京12月17日电 题：杨念群：贯通性地理解这片土地和这个民族
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记者 徐鹏远
在一些学界同仁的称呼中，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杨念群有时会被唤作“杨公子”。
这一雅号源于其名望显赫的家世。他的父亲是石化领域的知名专家，母亲是北大地理学教授；祖父杨公庶是留德化学博士，曾跟随张治中参与过国共和谈，祖母乐曼雍是同仁堂乐氏家族的三小姐；外公吴鲁强是麻省理工的化学博士，外婆梁思庄是著名图书馆学家。倘若把家族的范围再扩大一点，钱锺书和杨绛的外甥女是他的大伯母，梁思成、林徽因是他的舅公舅婆……当然族谱中最闪耀的两个名字，无疑还是他的曾祖杨度和曾外祖梁启超。
杨念群有意与先人拉开距离，不过，家族基因有时还是会在他身上流露出些许痕迹。他自幼不缺书读，不仅祖父有藏书，周围的邻居都是大学者，每家的书房都是他的阅览室。在漫无边际的阅读中，他不知不觉地培养起了对文史的嗜好。而在治学路径的自我构建上，杨念群的“野心”更是颇有杨、梁的气魄。他想展现出一个全景式的中国历史，贯通性地理解这片土地和这个民族的前世今生、悲喜命运。
杨念群。受访者供图重建一种“眼光向上”的视角
中国新闻周刊：先请你介绍一下《“天命”如何转移：清朝“大一统”观的形成与实践》这部新作品的缘起。
杨念群：以往二十年，大家都在谈论西方社会科学方法对中国研究的支配性作用，以及社会科学如何本土化的问题。但我认为，社会科学方法既然来自西方，就很难在中国本土化。如果要摆脱学界“言必称希腊”的困境，只有一个办法，那就是在中国历史内部重新发现一些传统遗留下来的概念，加以重新解读，激活其中所隐藏的价值。
还有一个原因，就是需要反思近些年“概念史”兴起的意义。概念史方法给我的启发是，能不能在中国经典文本中发掘一些本来习以为常的概念，把它放在历史脉络里重新解释。比如“大一统”，一般人可能仅仅把它的内涵单纯理解为疆域广大、人口众多，但实际上这是传统政治表述体系中最关键的概念，与许多其他概念密切相关，不能割裂开来单独理解。
中国古代强调历史处于不断循环之中，受近代西方思想影响，我们总是批判这种循环论是一种保守落后的思维方式，却没有认真反思为什么中国人会这样思考问题。其实古人讲循环，不是简单地主张回到过去，而是希望以历史经验为根据，寻找突破现实困境的路径。
另外，这本书还出于对史学界研究现状的思考。20世纪90年代以来，史学界掀起了一股追求“眼光向下”的热潮，突出底层民众生活与价值观的重要性。社会史倡导下的乡村基层研究迅速成为主流，原本在历史研究版图中占优势地位的政治史反而被边缘化了。因此，我更关心上层政治思维的形成过程。我试图重建一种“眼光向上”的视角，回到上层制度和执行者的层面去理解中国政治的运作逻辑。
《“天命”如何转移：清朝“大一统”观的形成与实践》中国新闻周刊：近二十年左右，“何为中国”似乎成为中国史学界的一个重要话题。你的这本书算是这个大的潮流里的一个产物吗？或者说是对学界关于“何为中国”问题讨论的某种回应？
杨念群：当然可归于“何为中国”这个话题范围之内，但在具体内容上并不限于对“中国”问题的讨论，而是想尽量有所区别。
我一直认为，“中国”这个概念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出发点。但历史上“中国”内涵不断发生变动，不太容易清晰地加以界定。我们现在把它当作一个讨论对象，常常是建立在“中国”已经成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基础之上的，然后再从此往前推导，好像古人也在热衷于频繁使用这个概念。其实对“中国”的使用，历朝历代均不相同。
比如宋明士人使用“中国”的频率相对高一些，因为有利于和辽金元这些非华夏族群做对比，彰显汉人文化的优势。但清朝相对就不太喜欢用。
近些年学界也兴起了“从周边看中国”的热潮，主张从邻近国家和东亚视角描述定位“中国”。这个角度确实有它的价值和贡献，但我感到困惑的是，只从外部看“中国”，并不意味着能取代对中国内部核心历史的认识。因此，我还是主张从内部视角去观察“中国”观念的演变，但不应局限于对“中国”本身的理解，而是应该把“中国”和其他概念关联起来进行考察。
2022年12月，黄河壶口瀑布。吕桂明摄中国新闻周刊：这本书的前言中你提出了一个问题，“清代‘大一统’观念不但营造出清朝上层政治秩序和地方治理模式，而且也形塑着中国人的日常心理状态。这种影响虽然经过晚清革命的强烈冲击，却至今犹存不灭。令人深思的是，为什么只有‘大一统’具有如此超强的制度、身体和心理规训能力？而其他的思想观念却没有或者只具备相对孱弱的规范力？”这个问题你有答案吗？
杨念群：第一，中国历史传统自古就特别强调礼仪秩序的核心规范作用，每个人都是这个完整秩序的组成部分，“个人”必须融入一个统一的组织框架里才能受到保护，获得某种安全感，“个人”价值只有源自集体行为的逻辑才能展现出价值，这就为“大一统”观念提供了一个基本制度前提。第二，中国古代王朝通过对疆域的扩张和维护，建立起了对世界的想象。“大一统”就是为这个想象如何落地为实践过程而设计的一套观念，包括理论与行动两个层次的表述和实实在在的操作程序。当然，除了“大一统”外，其他概念可能也在发挥着各自的作用。比如“天下”也是被频繁使用的一个概念，但它更像是一个理想设计方案，或者接近一个哲学理念，至于到底怎么落实，始终众说纷纭，语焉不详。第三，古代“大一统”观从形式上具有开疆拓土的征服气象，清朝的“大一统”观及其实践又创造出了“多民族共同体”的新面相，完全区别于以往王朝对民族关系的认识。当近代中国面临外来侵略时，“大一统”观很容易与现代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，成为抵御外侮的思想来源和动力。
游客在北京参观故宫博物院。杜建坡 摄更关注中国历史上政治运行的特征
中国新闻周刊：你所涉及的历史和主题、研究方法都是不一样的。这似乎是你的一个特点，你的学术轨迹和研究领域通常很难被归类。很多学者都会多向地延伸自己的研究触角，但总有一个贯穿的学术抱负或者所谓的“母题”。你的“母题”是什么？
杨念群：我理解你说的“母题”的意思是，当观察某个对象时始终会指向一个中心目标。如果说有什么“母题”的话，那就是我更关注中国历史上政治运行的特征，总是尝试把各种历史现象放到一个政治脉络里面去思考。说得更直接一点，我始终关心的是中国人是怎么成为“政治动物”的。
中国人自古就好讲政治，甚至史书都是为了表达某种政治意图而撰写，一切社会或文化现象也都围绕政治过程展开。即使我们做社会史文化史研究，也要考虑其背后的政治目的到底是什么，而不能把它们切割开来单独观察。目前的历史研究总是人为地划分出“政治史”“经济史”“社会史”“文化史”等类别，明显是受到社会科学专门化训练的影响，其实古人不是这么观察历史的，中国古人基本上把历史现象一律当作一种广义的“政治”行为。至少“政治”作为“母题”，具有聚拢其他“主题”的典范作用。表现方式也是有“实”有“虚”，“实”的方面指的是那些具体采取的行动，“虚”的方面是一些隐喻式的表达。
真正要了解中国历史的走势，不能把什么都看得太实，应该发挥想象力，更要重视那些看起来比较“虚”的部分。从某种角度说，历史是人的主观性表现，如果都做成考据那种太实的东西，也许只能揭示历史的表层现象，却展现不出深层结构。研究历史可以运用不同方法，从各个角度多向展开，但要想确定一个“母题”，就必须适当拉长时间，目光不能总是盯着一个点或一个时期，而是要寻找不同时段的历史如何连贯创造出的一个或数个主题，然后提供一个合理解释。对历史贯通性的理解是把握研究“母题”的一个基本要求。(完)
（文图：赵筱尘 巫邓炎） [责编：天天中] 阅读剩余全文（）  视觉焦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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